世界各国法治发展程度不一样，一些国家司法权威树立相对较早，藐视法庭罪的意义已经减弱，不再需要以刑事法律来调整，而目前中国的司法权威还有待夯实，当事人挑衅司法公信力的行为屡见不鲜，所以正应加强刑事处罚。

内在批评是一个中间的立场：正视社会现实，在理解的基础上展开独立和理性的分析 梁治平： 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有着非常不同的学科传统，这次大家能坐在一起，集中讨论有关中国法治的这些问题，真是非常难得，也很有成效。当然，他说的互惠与特朗普总统在中美贸易战中说的互惠是不一样的，与暗盘交易式的双赢也是不一样的。

第一，这是一般性、基础性的法治概念，适用范围广，可以容纳非自由主义的法律思想和实践，便于找到历史、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连接点。比如，《决定》讲的德治是什么意思？我说它有三个主题：信仰主题、道德主题、社会主题。德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性概念，但仁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表现为各种行为规范，包括作为黄金律的互惠性。当然中国人看法治一般都有个社会之维，因此这也涉及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中国的社会。书中最长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另一篇是《论法治与德治》，每篇文章大概都有80页，写作时间上差不多也是一头一尾。

这些文章都很强调问题的语境，这个语境不是单一的，而是分层的，从小到大，一层一层展开，构成互相勾连的复杂语境。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在这里简单说一点。科学鉴定往往会邀请很多专家，不同的专家对科学鉴定的结果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释，而在不同的解释中间最终做出取舍的是法官——虽然法官在科学判断的领域是外行。

在近代物理学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就是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即将电磁场的属性归结为四个微分方程。牛顿力学理论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本文原为2020年10月10日华东政法大学第12期东方明珠大讲坛演讲记录稿，初稿由翁壮壮、任缘及会务团队整理。在此基础上，如果无法列举所有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之事物的话，那就是（4）预想之外的不确定性。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个概念与目前正在热烈议论的大数据结合在一起，通过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处理来解决平均值问题。没有人会妒忌别人购买的东西，因为根据假设，他可以用自己的贝壳不购买自己的这一份而购买另一份。

他认为，甚至拍卖程序和保险市场也都需要通过电子计算机，才能对欲望、偏好和风险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与市场结果相等的经济计算和预测，似乎存在一种经济理性计划的假定，与强调自由交换的市场指向是矛盾的。后来资产券通过自由交换逐渐集中到了一部分人的手中。1996年，普利高津还出版了一部名为《确定性的终结》的著作，虽然此处的书名不免有标题党之嫌，但他非常敏锐地把握了非还原主义的整体自然观和演化理论，并提出了人类生活在一个概率世界中，确定性只是一个错觉的命题。G. A. Cohen,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Ethics,99（1989）:906-944. [29] [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页。

在16世纪的欧洲，学者们考虑合理化问题时所依据的模型，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主要是要求受害者承担举证责任，这实际上是一个颇具难度的负担，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证明活动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固有的盖然性。[18]由此，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根据过往的经验和知识并结合现在获得的信息，提出一个先验概率或假说，即法官的内心确信。它由俄罗斯数学家柯尔摩戈洛夫（Andrey von Kolmogorov）提出，并根据三个公理来做出定义，这里涉及到上文波普尔所提到的倾向性解释。

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风险社会和意志自由的条件设定，从决定论到嵌入盖然性思维是近代以来法学乃至科学演进的基本路径。与此同时，法律秩序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在日益增大。

自19世纪以来，陆续出现的一系列崭新而重要的理论，也助长了非决定论的思想倾向，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时间概念的颠覆性理解。德沃金的法学理论是非常强调权利的，《认真对待权利》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我们可以经由德沃金的正义理论来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的分析。这里还可能联想到苏联东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曾经推出的休克疗法以及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也就是将全民所有的资产按照估值转化为资产券，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公民。但是，照护（care）是否意味着一种行政式实质性的平等观？这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推敲的。其次，阐明非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概率计算的一些基本条件，给出概率解释的类型划分及其相应的决策机制。一般而言，概率计算的概念存在着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人们通常最熟悉的算术概率。更进一步地，有关因果关系的推定往往需要通过不同群体之间的比较和归纳才能进行，例如公害案件、涉及新冠疫情的诉讼责任划分，判决大都需要在归纳式推定的基础上来做出。

相比之下，摇号方式则是简单的抽签，犹如凭借运气的赌博，这就很难反映市场交换和价值兑换的机制。（2）风险，即在复数的事物当中，某一事物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我们虽然不确定它是否已然发生了，但却知道其发生的概率，比如各种事故的概率，这也就是上文所述的风险。

此种还原化处理，最终将法律还原到最根本的规范，即自然法。在《至上的美德》中，德沃金强调对公民的平等照护是主权者的最高德性和正义的目标。

[12] See Christopher C. Langdell, A Selection of Cases on the Law of Contracts, Boston: Little, Brown Company, 1879, p. vii. [13] 日本最高法院昭和50年10月24日判决，民事判例集第29卷第9号第1417页。但另一方面，即使在导入了这样一系列的科技方法之后，司法的非确定性问题仍然难以克服。

对于科学的决定论而言，普遍的因果关系以及对这种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另外，在未来指向、权利创造型的审判当中，司法判断与政治判断其实是互相交错的，也就是德沃金所说的疑难案件的处理，需要统筹考虑法律、原则以及政策，同样也会存在决策风险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决策，首先要对概率或不确定性的现象进行预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考虑社会治理和法律判断。因为以上这些问题在法律上原来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需要进行权利和规范的创造，这就势必增大法律判断的流动性和暂时性。

最近三十几年来，这个话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的缘起是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这本书的出版。由此，近代的法学和科学都呈现出鲜明的决定论特征。

（3）真正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在复数的事物中，不知道哪一事物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也不知道其发生的概率，这就属于真正的不确定性。谈到资源平等分配的实践，我们还可能联想到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事例。

（③ 概率问题） 风险治理与概率的计算和解释是密切相关的。参见[日]龟本洋《审判与科学的交错》，载《岩波讲座·现代法的动态》第6卷，岩波书店，2014年版，第47页、[日]津田敏秀、山本英二《疫学的因果关系》，同书第99-102页。

比如在侵权类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这对未来的法律制度设计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如前所述，司法实践其实本来就潜伏着概率思考，比如法官的自由心证对于判决的影响，当事人双方叙述的故事也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导致不同故事之间的说服力竞争，竞争导致的结果当然不是确定的，具有一定的盖然性。比如关于风险意识与入保的选择、保险公司对遗传风险进行处理的公平性问题——保险公司往往要根据个人的家族疾病史、基因信息等进行分类，在入保的时候根据遗传风险做出差别待遇，这当然涉及公平的问题。[3] 参见舒国滢：《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的法学建构：理论与方法》，载《比较法研究》 2016年第2期。

[28]我认为，这是考虑风险、概率与法律问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切入点。拿破仑法典颁布之后，整个法国的司法体系都强调必须严格适用法典，这无疑是具有决定论倾向的。

[3]潘德克顿法律体系以及概念法学强调的是一环扣一环的概念演算。对于政府而言，采取预防和规制措施的费用是确定的，但是防治风险的收益却是不确定的，这会导致政府在防疫措施方面处于犹豫状态。

因此，只要了解世界现在或者过去的状态，就可以合理地计算和预测未来发生的现象。中国的崛起、英国脱欧、美国对既有全球化体制的破坏性重构，都成为这里的动因。